陈楚生再夺冠军，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？,2345工具箱.李的2345

■ 11月10日，《披荆斩棘3》总决赛落幕，公布成团名单，陈楚生获得年度总冠军，同时也是本季的X-Leader。

2017年，在陈楚生出道十周年时，博客作者曾经对话陈楚生，详细记述了他踏进娱乐圈的心路历程，那是如过山车一样的十年。

面对起起伏伏的经历和外界的各种声音，他并不因此感到失意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个家庭，有很贤惠的老婆，有很可爱的宝宝，我还可以专心地做我的音乐。我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。”

如今，他重新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，再次迎来高光时刻。当我们回顾过去，会发现每一个脚印都是有价值的。

以下是对话陈楚生文章——

作者 | 裘雪琼

编辑 | 方奕晗

思考7秒之后，35岁的陈楚生对自己作出评价：“一个怪客。”

他的确有点怪。这位曾以文雅气质收获331万张短信投票的2007年快乐男声总冠军，与作者对话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中午吃了拉面，吃蒜了。”他忍不住笑起来，褶皱堆在眼角，“现在吃面不吃蒜，好像会很不爽”。

海南人陈楚生吃蒜的习惯是在深圳养成的。那时，他从庆发餐厅20多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搬出来，去好友张景春的两室一厅“蹭住”。张景春是东北人，吃面时总要拍一根黄瓜，嚼一瓣大蒜。

出道至今，陈楚生经历了“过山车”一样的十年。作为草根，他凭借选秀节目一炮而红；一年半后，他主动放弃与天娱的合同，陷入漫长的解约官司；签约华谊5年，他专心做音乐，零星参演影视剧，几乎与综艺节目绝缘；2015年初，他的指弹音乐工作室独立运营，组建新乐队SPY.C，强调“乐队主唱”身份而非“陈楚生”个人标签。

每当外界讨论2007年快男13强的发展时，陈楚生都会被归为商业标准下步步后退的失意者。但他自有一套评价标准：“我有一个家庭，有很贤惠的老婆，有很可爱的宝宝，我还可以专心地做我的音乐。我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。”

对话在陈楚生刚刚投入使用的排练室进行。这是一间位于北京东五环外、面积约有百余平方米的loft,五六米高的空间上下打通，墙体露出砖块层层垒砌的纹理，两面刷成明黄色，一面刷成黑色，一面保留砖红色。深灰色水泥地面上摆放着吉他、贝斯、架子鼓、键盘、合成器，粗粝冷峻的工业风扑面而来。

■ 2017年2月28日，陈楚生和SPY.C乐队在新投入使用的排练室练歌

排练之外的时间，陈楚生喜欢在排练室上空的茶室待着。这是房间角落里搭建出来的一个二层阁楼，透过玻璃隔断，可以俯视整个排练场地。顺着铁质楼梯上去，仿佛穿越到一个“老干部”的世界：素色地毯托着一张镶嵌圆形铁钉的木质长桌，桌子正中平铺竹编茶席，茶壶、茶碗、茶盏玲珑而立。

陈楚生坐在茶桌后面的主座上，开始泡一壶肉桂。温壶、置茶、冲泡，一整套娴熟的动作之后，他说：“喝茶，这茶不错的。”他祖籍潮汕，从小跟着父母喝茶，在北京的家里也特意辟出喝茶区，添置了整套器具。

茶室里的一切都是陈楚生亲自张罗的。最近，他淘到一个木质洗手台，取代了之前安装好的“不协调”的白色陶瓷洗手盆。“楚生就对他那一亩三分地感兴趣。”合作了15年的乐队键盘手陶华向作者“抱怨”。

白衬衫、牛仔裤，怀抱吉他唱着“有没有人曾告诉你”的清瘦男生，十年来一直定格在很多人的记忆里。

2007年夏天，“快乐男声”全国总决赛舞台上，25岁的陈楚生深情、稳健，散发出与实际年龄不匹配的淡然。“花生”喜欢喊他“楚公子”，一个武侠小说中才有的称呼。

同届快男吉杰曾将他比作丹顶鹤，“尤其是在舞台上，特别脱俗”。翻看十年前的比赛影像，陈楚生多数时间里都在安安静静唱歌，评委点评时，无论赞扬还是批评，他的表情始终少有波澜，感谢观众的方式也只有“谢谢”和鞠躬两种。

19岁，陈楚生离开家乡三亚立才农场，只身闯荡深圳，先是送快餐外卖，后在酒吧驻唱。2000年8月，他录制深圳广播电台《边走边唱》节目，主持人夏冰全程以判断句提问，他只需回答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直到接入一个海南人打进的热线电话，他才多聊了几句。

慢热的性格一直延续到现在。这个当年快男集体照中经常站在边上的男人，如今依然不擅长“哈啦”（没话找话地闲聊），内心也排斥去人多的地方。

陈楚生长了一张没什么攻击性的脸，气质里透着温和，看上去就是个好脾气的家伙。好人缘也来自细微之处的体贴。叶蓓结婚，他送搓衣板，司机带着他兜了好多地方才买到。收到黄晓明的喜帖，他专程飞去上海参加那场聚集半个娱乐圈的盛大婚礼。录制职场类综艺《你好！菜鸟》，他把专车福利换给台湾女演员陈德容，自己去挤两个多小时的地铁，陈德容夸他是“暖男”。

“花生”楠子表示，每次粉丝接机之后上电梯，“生哥”总是扶着电梯门让他们先进，过马路会伸手示意车子避让，精神状态好的话，还主动拿起自拍杆和粉丝合影。2015年4月，通告结束后外面下起大暴雨，楠子站在场地门外打不到车，坐在保姆车里的“生哥”摇下车窗问，“要不要坐我们的车回去？”

音乐工作室的90后员工描述老板陈楚生：大写加粗的NICE。他关心开工前大家有没有吃饭，习惯说“辛苦了”；开会讨论，他表达意见的方式是“我觉得×××也许会更好，你觉得呢？”；晚间通告收工之后，他带大伙儿去吃饭，饭前问“吃什么”，饭后问“你怎么回家，用不用捎你”。

但3月初的一次会议上，“陈老板”发火了。新专辑的宣传事项迟迟未能确定，他板着脸撂下一句：“这件事情大家干不干？不干今天就走了。”

他真走了，拐进距离会议桌1米远的小厨房，关上门，打开油烟机抽了根烟。5分钟后，他开门一看，大家还在聊，聊得还挺开心。“生哥可能认为自己说了重话，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委婉的。”工作室视频统筹刀刀回忆，老板发火“特别柔和”，以至于气氛只稍微尴尬了一两秒，大家就接着讨论工作了。

生活中的陈楚生很少发脾气。乐队吉他手王栋告诉作者，他和陈楚生相识超过15年，除了音乐创作，俩人没有发生过争执。“没有冲突，实在冲突不了。”2006年东方卫视《我型我秀》全国总冠军王啸坤说。2008年，他和陈楚生在丽江的小酒吧偶遇，一见如故。

陈楚生认定的朋友，很多都交往超过10年，恋爱也一口气谈了13年。他是个念旧的人，右手食指上的黑色银戒至少戴了5年，微信头像好几年没换过，是一枚刻有“BEATLES”字样的吉他拨片。用音乐创作人金玟岐的话说，“陈楚生是一个有时间维度的人”。

前阵子，一个好朋友预约陈楚生5月20日的档期。他看了看日程表，当天没什么安排，便交代执行统筹崔崔具体对接，特意叮嘱“不用谈费用”。

“520是好日子，还是周六。”“哎，算了。”两人在微信上一来一回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一个报价几十万元的商业演出找过来，只能推掉。

同样的故事十多年前就发生过。那会儿陈楚生刚在深圳酒吧站稳脚跟，答应回老家给一个朋友当伴郎。深圳的同行提醒他最好不要去，因为请假的后果很可能是被其他歌手顶替，失去酒吧驻唱工作。可他态度坚定：“如果我不去，朋友会不开心的，（演出）场子可以回来再找，结婚一辈子只有一次。”

2007年4月20日，Big Boy乐队吃了一顿气氛凝重的宵夜。主唱陈楚生郑重地向吉他手王栋和键盘手陶华解释，参加《快乐男声》是为了乐队，不是他要单飞。

第二天，陈楚生飞到西安，赶在最后一天报名参赛。西安赛区导演邓凡对他的印象是，温和、好说话、替别人着想。当时，50强选手同吃同住，每天结束排练已是晚上十一二点。陈楚生每次外出都敲门知会：“邓导，我出去吃个东西。”回来后再敲门报平安：“邓导，不好意思，我回来了。”

■ 参加《快乐男声》时期的陈楚生

他性格中坚硬的部分，邓凡是在10进1比赛的选歌环节感受到的。陈楚生选了3首慢歌，其中两首是原创。考虑到舞台效果，3名导演轮番上阵，苦口婆心地劝他换首快歌。他答应着“嗯”“好”，坚持不换。直到第二天，看到导演们口干舌燥的绝望模样，他才松了口，选了一首节奏轻快的《里约热内卢》。

2007年5月底，全国13强选手在北京为主题歌《我最闪亮》拍摄MV。那是前任经纪人周杰第一次见到陈楚生。当时她入行不久，在天娱工作。“我记得他穿一件皱巴巴的绿色短袖T恤，丢在一群男孩子里，完全被淹没了。”周杰告诉作者，她偏偏记住了这个“最不起眼”的男生。

就像评委黑楠所说，陈楚生凭借歌声在后续比赛中实现了“青蛙变王子”的逆袭。舞台上的风光背后，他承受着强度巨大的训练——学拳击、表演、声乐、舞蹈，录VCR，上通告，“行程可满了，每天睡觉不到3个小时”。

陈楚生一步步“改造”着自己。除了抱着吉他弹唱，他必须学会右手握着麦克风唱歌，努力给习惯扶着吉他的左手找到另一个妥帖的位置。他必须坐在镜头前分享成长故事、酒吧驻唱经历和音乐梦想。5进4比赛前，导演组希望小考待定的他为自己拉票，但他怎么也说不出口，还一度落泪。

没有什么比练舞更难。飞龙舞团主演月亮负责给13强选手上课、排舞。她发现陈楚生基础差，每次学动作都学得最慢，但也最刻苦，反复练习同一个动作。2016年11月，《天天向上》主持人汪涵问他，如果《快乐男声》、《中国好声音》、《超级星光大道》、《我型我秀》4个节目同时找你，你选哪一个？“可能《中国好声音》更适合我一点，因为不用跳舞。”陈楚生说。

决战之夜，陈楚生顶着鸡冠头，身穿白衬衫、金色西服套装，在Big Boy乐队助阵下挑战不擅长的R&B风格。最终，他手持冠军奖杯，肩披绶带，站在高台上接受全场欢呼。

一只脚踏入娱乐圈的陈楚生没有意识到，冠军只是开始。他是拿到VIP入场券的幸运儿，不得不适应这个圈子的快节奏和高强度。工作密密匝匝扑过来，抗洪抢险、快男全国巡回演唱会、拍摄代言广告，还有上不完的通告，放伴奏带的商业演出……起初他觉得新鲜，但越往后越恐惧：明明想做音乐，却在音乐上花费时间最少。

最忙的时候，他每天跑一个城市，只能在酒店写歌，用手机录下旋律，回到北京再整理。入行前，他最大的心愿是出一张专辑，但第一张EP的制作时间被压缩到10天，往往是抽两场商演中间的几个小时去录歌。

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半，陈楚生觉得自己被掏空了，像一条鱼，原本生活在浩瀚海洋里，却忽然被囚禁在华美的鱼缸中。他在自己创作的《鱼乐圈》里唱道，“所以我感到恐惧，所以我无能为力，游戏依然继续”。

没人知道2008年12月30日，坐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演播厅后台的陈楚生到底想了些什么。他留下一封信，将手机关闭之后悄悄离开。第二天晚上，家乡的父母守在电视机前等儿子唱歌，没等到；打电话，打不通。

7年后，陈楚生做客访谈节目《易时间》，解释了那晚“罢演”的动机：“它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事情，是很长时间积累的情绪的爆发。然后就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不愿意去面对，也不相信现在所面对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”

激烈对抗的后果很严重：封杀。十几天后，陈楚生单方面宣布与天娱解约，8个多月没有工作，也不能公开唱歌。他待在家里，朋友们来找他打实况足球，玩斗地主，也拉他出去看电影，踢足球。

2009年8月23日，陈楚生等来一纸裁决，650万元创下内地艺人解约赔偿的最高纪录。此前，超女张靓颖顺利与天娱解约，周笔畅通过拍摄广告代言费支付500万元违约金。

陈楚生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。4年时间里，天娱不断追加赔款额度，从2200万元疯涨到227亿元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失眠，只要一躺下，脑子里什么事情都冒出来了。“不想去想，但它们就一定要钻到脑袋里面的感觉。焦虑。”2012年3月，接受《非常静距离》采访的陈楚生回忆自己当时的状态。

如今，35岁的陈楚生如果有机会穿越到2008年的那个夜晚，或许不会冲动地一走了之，而是选择沟通。但他对年轻时作出的决定并不后悔。在一次访谈节目中陈楚生承认，“如果让我在不是我的节奏里去做音乐，不可能。”他又强调一遍，“完全不可能。”

2009年10月末，陈楚生与华谊音乐签约。经纪人是一起“转会”来的周杰，音乐伙伴仍然是Big Boy乐队的王栋和陶华。

在“很多东西可以摊开来讲”的新公司，陈楚生很快找到自己的节奏：在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，担任陈坤、许巍、孙燕姿演唱会表演嘉宾，为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、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、《风声》献唱主题曲，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，以平均两年一张的频率发表原创专辑。

2009-2011年是陈楚生商业上的黄金时代。“开了几场大型场巡回演唱会，代言、商演、商业合作都比较多。”周杰记得，最密集时一个月有20天在外面跑，“对多数艺人来说，这是正常节奏。但对他就不一般了，他又不开心。”

好在陈楚生不难沟通。时尚活动、颁奖典礼之类与音乐无关的通告，他本身不太喜欢，但一想到宣传同事为此付出的努力，他又不好意思不去，反复纠结到最后一刻，也就答应了。他偏爱抽象的专辑封面，但落到自己头上，还是会采纳团队建议，使用更具辨识度的个人照片——在2011年推出的专辑《瘾》里，他配合地化了烟熏妆，踩上高跟鞋，凹出一个本不属于他的造型，耍起颓废邪魅风。

公司尊重陈楚生不想上搞笑类综艺节目的意愿。除了音乐类综艺，他只参与录制了纯竞技综艺《星跳水立方》。那是2013年4月，新专辑即将发布，团队希望借势宣传。陈楚生同意了，因为这个节目不用怎么讲话，只要跳水就行。

■ 陈楚生参加竞技综艺《星跳水立方》

15天内，他每天接受2小时专业训练，一次次从10米高台往水里扎。几场比赛下来，水花冲进他的鼻子，拍伤他的眼睛。周杰看到他双眼充血的样子，劝他退赛，但陈楚生希望坚持下去，他协调节目录制与专辑录音的时间，最终拿到跳水比赛季军。

陈楚生是典型的外表随和、内心坚毅的人，容易接近，却很难亲近。他把性格中的棱角藏在音乐里——凡是涉及音乐的部分，他极少妥协。周杰说，每次录专辑她至少要哭3次，企划、歌词、制作进度，她和陈楚生经常吵，“他就会跟自己较劲，什么都要自己来，人很辛苦，进度也耽误了。”

制作专辑《瘾》时，因为一段歌词，陈楚生发了好大一顿火，企划宣传统筹吕辉被吓得说不出话，周杰气得放声大哭。“你可以提出意见来告诉我喜欢不喜欢哪个地方，但是如果你教我怎么写的话，那要不你写算了。我很受不了这样子，就骂了一通走人。”陈楚生在电视节目《最佳现场》里回忆。

整张专辑听下来，陈楚生觉得歌与歌之间的间隔不舒服，有时拖了0.5秒，有时抢了0.5秒。他坚决要求陶华和王栋与负责缩混的韩国团队沟通，把间隔时间调整过来。看似细微的变化，操作起来几乎意味着重新制作专辑母带。陶华和王栋折腾了一个礼拜，几乎被逼得去学韩语。

创作专辑《我知道你离我不远》时，较劲的陈楚生又从那个只有60公斤的消瘦身体里跳出来。歌曲《黄金时代》的歌词，他自己写了一版，再先后邀请3个作词人来写，光是词作者王海涛就改了5次，直到进录音棚的前一天才最终敲定。

团队从此留下“互相伤害”的习惯：内部比稿。陈楚生弹着吉他演唱各个版本的歌词，再由团队工作人员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“有几首歌就是这样博弈出来的。”周杰说。

某种程度上，SPY.C乐队刚刚面世的同名专辑《侦探C》，同样是“博弈”的结果。陈楚生家的地下室，陶华和王栋天天报到，三人聚在一起创作，两天一次小吵，两个月一次大吵——拍桌子，在抽烟室吞云吐雾互怼。但他们有个默契，永远不会出现两个人合力攻击另一个人的情况。

主打歌《35》录了半年，前前后后至少改了6遍。“编曲软件里，工程文件音轨有这么长。”陶华用两只手比画了一下，大概有15厘米，“实在不想录了，已经录吐了。”

2016年6月，陈楚生和乐队一起拜访资深音乐制作人贾敏恕。在酒店套房里，贾敏恕点评：“你们已经很不错了，是在专心做音乐。但每首歌的高潮部分，唱和弹奏的情绪还差一点。”

为了这“一点”，陈楚生决定将70%的歌曲推翻重录。

2014年夏天启动，2017年初完成，耗时两年半打磨的这张新专辑在市场化语境下显然是不合格的。专辑启动前，为摆脱被大公司“推着走”的局面，陈楚生考虑了半年，决定不再和华谊续约，而是将指弹音乐工作室独立出来，自己经营。“我就在想，我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安排工作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？”

出道10年，是陈楚生记忆中被要求最多的10年。歌迷、朋友、家人、团队，他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被需要。“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？”没有人知道，甚至没有人在乎。他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他内心需要的人，但始终碰不到，因为“只有自己最了解”。

他只好自己来。

陈楚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生态系统：把商演频率控制在可以接纳的范围内，只要钱足够养活团队，付得起专辑制作费用，其他的就可以由着性子来。

■ 和音乐伙伴一起创作、唱歌，是陈楚生最快乐的时候

老板陈楚生让艺人陈楚生以最舒服的节奏安排工作，这让后者很开心。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，自己选择合适的通告，保持平均一周一场的演出频率，特别乐意带着SPY.C乐队跑音乐节,不赚钱也去，“跟我的音乐伙伴一起在舞台上唱歌表演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”

这一切的代价是，老板陈楚生必须学习如何有效利用时间。最近，他刚在Kindle上读完人生第一本工具书《时间管理》。他也需要摆脱纠结的心态，变得果断起来。

无数琐碎又重要的环节等待他敲定——新专辑应该找哪家发行公司？现阶段推出新专辑是个好时机吗？到底要不要做全国高校巡演？“不可能每个选择都是对的。但是如果你一直举棋不定的话，这个事情永远定不下来，那接下来的事情，我们都变得不确定。”

陈楚生最喜欢使用的微信表情是微笑，一个被年轻人解释为“呵呵”的笑脸。他觉得这个表情很像他，好像很近，又好像很远。

现在，他不得不试着与天性作对抗。他不大愿意麻烦别人，但工作室员工年纪小，经验少，有些业内资源必须由他出面接洽。他鲜少对朋友说“不”，可作为一大家子的主事之人，他必须学着拒绝。他也由此开始审视自己的性格，“我是特照顾别人想法的性格，但你会发现，你照顾不了那么多人的情绪，最伤的是自己。”

两年了，老板陈楚生摸着石头过河，目标唯有一个，为艺人陈楚生寻找最合适的商业模式。

“你找到自己的模式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还在找。对，还在找。”

和音乐一样，家庭也是陈楚生坚守的底线。他并不吝啬在微博上分享儿子Demo的成长。如同天下所有奶爸一样，陈楚生眉眼弯弯地聊起儿子时，突然变得健谈：他两岁半了，活泼外向；他5个多月会爬，快7个月时会站立，长了第一颗乳牙；他喜欢颜色，能用英文念出黄色、黑色、蓝色，却老把红色和白色混在一起；他最近疯狂迷恋恐龙，喊得出十几种恐龙的名字。

“小孩子哦，就像橡皮擦一样，把不愉快的东西都擦掉。”和好友王啸坤待在一块儿，两个人的话题也离不开育儿，聊奶粉，聊学游泳，聊早教。

“我不喜欢出去外面老戴着墨镜戴着口罩的感觉，就好像和世界隔了一层。”出门谈事、在咖啡馆开会，送孩子去早教班，陈楚生会戴顶帽子，走在街上，没有多少人认得出他。

时至今日，在百度搜索框里输入“陈楚生”三个字，页面底部会自动弹出“陈楚生为什么不红”的联想词条。陈楚生曾经上网搜过自己的名字，也看到过这个词条，但从未点开。“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无所谓。”

作为老板的陈楚生明白，做一张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新专辑，不啻于一场冒险。但作为歌手，他还是希望自己精心打造的作品被认可、被喜欢，尤其是那些陪伴十年的“花生”。

他回忆起2007年7月快乐男声三强拉票会，“花生”被拦着进不了场的场面。断续的讲述中，陈楚生沉默，极力压抑情绪，长舒一口气，还是忍不住抽出纸巾抹去眼角的泪水。“我觉得我一直，一直差他们一些好的作品。”沉默了30多秒后陈楚生终于说话了，声音低沉，好像在自言自语，“但我们这些年也都有努力，没有松懈过。”